撰稿: Kagan Goh

1983 年,我的父亲吴宝星( Goh Poh Seng )发起并主办了大卫 鲍伊“严肃的月光”世界巡演在新加 的演出。父亲为了筹备这场新加坡历史上首次摇滚音乐会差点破产。他一开始考虑邀请的,是杜兰杜兰乐队,但后来决定换成摇滚乐的传奇人物大卫 鲍伊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一位实实在在的摇滚巨星,一位在许多人眼中、在任何时代都最优秀的摇滚音乐家。



Photo Credit: photographer Margaret Mitchell

我的父亲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一个中产家庭。他被父母送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去学医。 19 岁的吴(宝星)第一次离开家,开始频繁的出入都柏林的酒馆,常常跟朋友和酒友们,诗人
Patrick Kavanagh Brendan Behan ,喝到一醉方休。他还曾偶遇过萨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受爱尔兰诗人朋友的影响,他从医学院退了学,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曾经特立独行的他,在伦敦成为一名努力奋斗的作家,实践着自 己的激情。饥饿最终迫使他回到了医学院。拿到医学学位之后,他在 60 年代初搬到了新加坡,成为了一名医生,从此行医二十多年。

吴宝星是个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人:文学先驱、医生、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夜总会老板、商人和企业家。作为国家剧场信托局主席,他负责创建了新加坡交响乐团,新加坡华乐团,以及新加坡舞蹈团。他把艾灵顿公爵( Duke Ellington ),拉维·香卡( Ravi Shankar )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 Balshoi Ballet )带到了新加坡。当现场音乐会开始兴起之后, 我父亲想要做一场“一鸣惊人”的活动。他对一期《时代》杂志印象非常深刻, 封面故事介绍的是摇滚传奇大卫鲍伊。那时候我父亲对大卫 鲍伊知之甚少,但他认为能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车轮开始转动起来。我父亲联系了鲍伊的经纪人,安排主办和推广大卫 鲍伊“严肃的月光”巡演到新加坡演出。一切都安排好了。鲍伊要首次来新加坡了。

父亲和我满怀期待地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等候鲍伊。他通过海关之后, Bernice Heng (我高中时一个矮胖时髦的朋友)获得了向鲍伊献上一束鲜花的殊荣。 鲍伊非常的高,在人群中鹤立鸡群。他穿着粉蓝色三件套西服,还抽着烟。他弯下腰在有点兴奋且激动不安的少女脸上亲了一下。由于新加坡政府进行了一个鼓励人民戒烟的运动,而当时鲍伊正抽着烟,所以摄影师拍他的这些照片不允许在报纸上刊登。当局不喜欢鲍伊抽烟。政府的审查机构那时已经开始出头了。

我父亲邀请鲍伊和他做音乐的朋友们到我们家来听一场中华传统音乐的现场表演。鲍伊的乐队成员们来了,但他本人拒绝参加,说他不跟“音乐会推广人打交道。”我父亲让自己的私人助理向大卫
鲍伊递话,跟他说:“告诉鲍伊先生,他只是个摇滚明星,而我,是一个诗人。”鲍伊亲自来见我父亲,摘下帽子拿在手上,为他的无礼表示道歉。

我父亲和鲍伊谈论了艺术、文学、音乐和诗歌。话题最后转到了政治上。

“摇滚不止是毒品、性和摇滚;也不止是赚钱。它还包括言论自由。”

我父亲告诉鲍伊,他有两首歌在电台是被禁播的。

我父亲和鲍伊谈论了艺术、文学、音乐和诗歌。话题最后转到了政治上。

“摇滚不止是毒品、性和摇滚;也不止是赚钱。它还包括言论自由。”

我父亲告诉鲍伊,他有两首歌在电台是被禁播的。

“也许西方人认为言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有见识的东南亚诗人和作家因为自己写的东西被关进了监狱。我们愿意为了言论自语而战斗,甚至为之而牺牲生命。”

鲍伊以他那两首被禁播的歌曲《摩登爱情》 ( Modern Love ) 和《中国姑娘》 ( China Girl ) 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他的乐队成员们像一队狂暴的游击队员一样冲上了舞台。

在他的巡回演出中,鲍伊在新加坡停留的时间最长。 1983 年暑假, 14 岁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最好的朋友们一起利用假期为鲍伊狂野的乐队成员 Earl Slick Carlos Alomar Carmine Rojas 当导游。我们带他们去了中国城、纽顿圈美食中心、幸运商业中心和白沙浮街。

宣传队为在新加坡期间的“严肃的月光”巡演拍摄了名为“跳弹”的纪录片。一个纪录片摄制组随时随地跟着他。鲍伊会搭乘一辆本地出租车 参观市里不同的景点。我和我兄弟悄悄参与了他纪录片其中一段的拍摄,所以我们见证了纪录片摄制组怎样拍他从出租车上下来然后走进著名的莱佛士酒店的。他这样走了一遍、两遍、三遍,然后一遍又一遍,到后来我们都数不清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纪录片的摄制。我被这种完全编排和安排好的虚假的拍摄打击到了。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位纪录片摄制,懂得了一些当时不知道的事:现实是主观的,而那些看上去自然的事物往往是编排设计出来的。

在鲍伊《“严肃的月光”之旅》一书中,他用整个序言回顾了自己在新加坡的经历。以下是书中摘录的部分:

“新加坡当局对摇滚乐并不欢迎。我的两首歌《中国姑娘》 ( China Girl )
和《摩登爱情》 ( Modern Love ) 被禁止在电台播放。他们的说法是“受限制的”。我们神勇无畏的推广人,吴宝星医生,冒着失去生计、银行存款甚至人身自由的危险,让我和我的乐队去他的国家演出。当局听说我准备在现场音乐会开始前两天去他的青年俱乐部做一次重要的客串演出,他们就破坏了这个计划。他们以“进行不雅表演”为由禁演了那里的驻场乐队,然后威胁宝星说如果他邀请客人——(我)——上台演唱的话,就让他进监狱。在搭建舞台和准备灯光的时候,他也遭遇到来自当地的惊人的阻力。他要买 3 码长的电缆,当地的供货商知道那是给摇滚音乐会用的,只卖那种 100 码的电缆卷筒给他。没人愿意租搭建舞台的木料给他,结果他只能花 10 倍的价钱买建筑师设计的永久性支架……而类似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出现。灯光设施是从马来西亚各地空运过来的,很多运到的时候是坏的,而那些完好无损的也比卧室的台灯亮不了多少。但是,好家伙,他努力了。”

吴(宝星),一直是一个反抗权威的人,他毫无保留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常常使得专制的新加坡政府发火。 1986 年,他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离开新加坡,最终选择流亡到加拿大,和家人定居在了英属哥伦比亚省( British Columbia )的温哥华( Vancouver )。他在 80
年代中期从高处跌落下来时所经历的遭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模糊不清。甚至连吴(宝星)最初说起来,也说它们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然后他解释说:“作为一个口无遮拦的诗人,这(他会离开新加坡)可能是不可避免。”他从来不是一个在政治上持异见的人,不过可能有点太过天真。“任何处于焦点位置的人都有可能得罪政府,”他说。“我本以为自己是无害的。”

2004 1 24 日,鲍伊来温哥华为他的《真实》专辑作宣传演出,我父亲和我去看了他的音乐会。我们给鲍伊递信说想和他见一面。我们把《“严肃的月光”之旅》这本书给满是怀疑的音乐会工作人员看,向他证明大卫 鲍伊真的认识我们 我们努力了很久,终于有了结果。 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获准在音乐会后同他本人见面。当时有非常多的富豪和名人,包括许多众所周知的社会名流和百万富翁,等在那里想跟他说说话。他避开了所有这些人,却允许我们和他见面。这些人表示抗议,问为什么我跟我父亲——他们眼中的两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可以见到鲍伊,而他们却被拒之门外。

鲍伊在后台跟我们见了面,他给了我父亲一个温暖的拥抱,就像久别重逢的两个老朋友。他是一个完美的绅士,亲切大方、和蔼可亲、温暖友好、殷勤有礼并且惊人的务实。鲍伊非常关心我父亲的健康,知道他患有帕金森,就握着他的手帮他保持平衡。我父亲向鲍伊介绍了我,鲍伊友好的拥抱了我,让我挺惊讶的。我告诉他我是他的超级粉丝,也向他坦白了我有躁郁症的状况。他和我分享了自己同样被躁郁症折磨并自杀的弟弟的事。

鲍伊说:“历史上许多最优秀的艺术家都被认为是有病或者是疯狂的。”

我回答说:“不幸的是很多人倾向于将这些自杀的疯狂的天才们美化和偶像化。发生在你弟弟身上的是一个悲剧。不过,你看上去并没有沉溺于自我毁灭的习惯和行为中。相反,你是一个榜样,鼓舞别人去健康地、创造性地、平衡和谐并愉快地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你是我的英雄。”

鲍伊 感谢我对他的赞美,还笑着说和我们俩一样的大有人在。我后来把记录我精神疾病康复过程的手稿《涅磐轮回》
( Surviving Samsara ) ,以及我的回忆录《谁带你进入天堂?》 ( Who Let In the Sky? ),其中回忆了我父亲勇敢地同帕金森病抗争 15 年,直到他在 2010 1 10 日过早的离开人世。

我发现大卫 鲍伊和我父亲巧合的在相隔 6 年的同一天去世——我父亲是 2010 1 10 日,鲍伊则是在 2016 年。大卫 鲍伊有着许多面孔。他变换着自己变色龙一样的面貌,时尚和外表,就像在其漫长而杰出的事业中,他的音乐的演变一样。他的第一首榜首热曲《奇异空间》 (
Space Oddity )
令他名声大噪,成为众所周知的“星人”。吴宝星这个名字的中文意思是“宝贵的星星”。我的父亲非常热爱生命,他不想死。我父亲留给家人们的遗产,就是要品味和珍惜宝贵的生命。

鲍伊最后一张专辑《黑暗密星》 ( Dark Star ) ,发布于他去世前两天。他似乎为自己的退场做了精心安排,就像他一生所做的那样:如同一件艺术品。当我观看刚出的鲍伊最后专辑里的视频时,他似乎对终极死亡有一种病态的执着。视频中鲍伊在医院的病床上,蒙着眼睛,身处在贝克特式后末日时代荒诞的怪物与令人不安的超级爬虫之中。他仿佛撩起了这俗世纷扰的面纱,揭示出缠绕其间的对死亡的恐惧。他看上去没有“对光芒消亡感到愤怒”那样地不能接受死亡。

相比之下,在摄影师 Jimmy King 为其拍摄的最后那些照片中的他,并没有被癌症、疾病或死亡所占据。照片中的鲍伊看上去是快乐的,充满活力、生气勃勃。按照《西藏生死书》的说法,歌曲是将灵魂从我们无形的身体带入灵魂世界,引渡我们去到彼岸的媒介。 鲍伊最终根本不是一颗走向死亡的暗星,他是一颗明亮的恒星爆炸后变成的超新星。他耀眼的星光是如此明亮,他的星尘仍然在我们眼中闪闪发光。

我想象着大卫 鲍伊和我的父亲在天堂中重聚;“星人”遇见“宝贵的星”。他们是艺术界极具影响力的传奇偶像、传播者、捍卫者。他们相信每一个人对美与真实、公信与自由抱以信念,不止是为了自己高兴,而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不止是一天,而是永远。

文章关键词:大卫 鲍伊吴宝星 摇滚巨星 传奇 严肃的月光 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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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西方人认为言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有见识的东南亚诗人和作家因为自己写的东西被关进了监狱。我们愿意为了言论自语而战斗,甚至为之而牺牲生命。”

鲍伊以他那两首被禁播的歌曲《摩登爱情》 ( Modern Love ) 和《中国姑娘》 ( China Girl )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他的乐队成员们像一队狂暴的游击队员一样冲上了舞台。

在他的巡回演出中,鲍伊在新加坡停留的时间最长。 1983 年暑假, 14 岁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最好的朋友们一起利用假期为鲍伊狂野的乐队成员 Earl Slick Carlos Alomar Carmine Rojas 当导游。我们带他们去了中国城、纽顿圈美食中心、幸运商业中心和白沙浮街。

宣传队为在新加坡期间的“严肃的月光”巡演拍摄了名为“跳弹”的纪录片。一个纪录片摄制组随时随地跟着他。鲍伊会搭乘一辆本地出租车去参观市里不同的景点。我和我兄弟悄悄参与了他纪录片其中一段的拍摄,所以我们见证了纪录片摄制组怎样拍他从出租车上下来然后走进著名的莱佛士酒店的。他这样走了一遍、两遍、三遍,然后一遍又一遍,到后来我们都数不清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纪录片的摄制。我被这种完全编排和安排好的虚假的拍摄打击到了。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位纪录片摄制,懂得了一些当时不知道的事:现实是主观的,而那些看上去自然的事物往往是编排设计出来的。

在鲍伊《“严肃的月光”之旅》一书中,他用整个序言回顾了自己在新加坡的经历。以下是书中摘录的部分:

“新加坡当局对摇滚乐并不欢迎。我的两首歌《中国姑娘》 ( China Girl ) 和《摩登爱情》 ( Modern Love ) 被禁止在电台播放。他们的说法是“受限制的”。我们神勇无畏的推广人,吴宝星医生,冒着失去生计、银行存款甚至人身自由的危险,让我和我的乐队去他的国家演出。当局听说我准备在现场音乐会开始前两天去他的青年俱乐部做一次重要的客串演出,他们就破坏了这个计划。他们以“进行不雅表演”为由禁演了那里的驻场乐队,然后威胁宝星说如果他邀请客人——(我)——上台演唱的话,就让他进监狱。在搭建舞台和准备灯光的时候,他也遭遇到来自当地的惊人的阻力。他要买 3 码长的电缆,当地的供货商知道那是给摇滚音乐会用的,只卖那种 100 码的电缆卷筒给他。没人愿意租搭建舞台的木料给他,结果他只能花 10 倍的价钱买建筑师设计的永久性支架……而类似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出现。灯光设施是从马来西亚各地空运过来的,很多运到的时候是坏的,而那些完好无损的也比卧室的台灯亮不了多少。但是,好家伙,他努力了。”

吴(宝星),一直是一个反抗权威的人,他毫无保留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常常使得专制的新加坡政府发火。1986年,他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离开新加坡,最终选择流亡到加拿大,和家人定居在了英属哥伦比亚省( British Columbia )的温哥华( Vancouver)。他在 80年代中期从高处跌落下来时所经历的遭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模糊不清。甚至连吴(宝星)最初说起来,也说它们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然后他解释说:“作为一个口无遮拦的诗人,这(他会离开新加坡)可能是不可避免。”他从来不是一个在政治上持异见的人,不过可能有点太过天真。“任何处于焦点位置的人都有可能得罪政府,”他说。“我本以为自己是无害的。”

2004 1 24 日,鲍伊来温哥华为他的《真实》专辑作宣传演出,我父亲和我去看了他的音乐会。我们给鲍伊递信说想和他见一面。我们把《“严肃的月光”之旅》这本书给满是怀疑的音乐会工作人员看,向他证明大卫 鲍伊真的认识我们。我们努力了很久,终于有了结果。
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获准在音乐会后同他本人见面。当时有非常多的富豪和名人,包括许多众所周知的社会名流和百万富翁,等在那里想跟他说说话。他避开了所有这些人,却允许我们和他见面。这些人表示抗议,问为什么我跟我父亲——他们眼中的两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可以见到鲍伊,而他们却被拒之门外。

鲍伊在后台跟我们见了面,他给了我父亲一个温暖的拥抱, 就像久别重逢的两个老朋友。他是一个完美的绅士
,亲切大方、和蔼可亲、温暖友好、殷勤有礼并且惊人的务实。鲍伊非常关心我父亲的健康,知道他患有帕金森,就握着他的手帮他保持平衡。我父亲向鲍伊介绍了我,鲍伊友好的拥抱了我,让我挺惊讶的。我告诉他我是他的超级粉丝,也向他坦白了我有躁郁症的状况。他和我分享了自己同样被躁郁症折磨并自杀的弟弟的事。

鲍伊说:“历史上许多最优秀的艺术家都被认为是有病或者是疯狂的。”

我回答说:“不幸的是很多人倾向于将这些自杀的疯狂的天才们美化和偶像化。发生在你弟弟身上的是一个悲剧。不过,你看上去并没有沉溺于自我毁灭的习惯和行为中。相反,你是一个榜样,鼓舞别人去健康地、创造性地、平衡和谐并愉快地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你是我的英雄。”

鲍伊 感谢我对他的赞美,还笑着说和我们俩一样的大有人在。我后来把记录我精神疾病康复过程的手稿《涅磐轮回》
( Surviving Samsara ) ,以及我的回忆录《谁带你进入天堂?》 ( Who Let In the Sky? ) ,其中回忆了我父亲勇敢地同帕金森病抗争 15 年,直到他在 2010 1 10 日过早的离开人世。

我发现大卫 鲍伊和我父亲巧合的在相隔 6 年的同一天去世——我父亲是 2010 1 10 日,鲍伊则是在 2016 年。大卫 鲍伊有着许多面孔。他变换着自己变色龙一样的面貌,时尚和外表,就像在其漫长而杰出的事业中,他的音乐的演变一样。他的第一首榜首热曲《奇异空间》
( Space Oddity
) 令他名声大噪,成为众所周知的“星人”。吴宝星这个名字的中文意思是“宝贵的星星”。我的父亲非常热爱生命,他不想死。我父亲留给家人们的遗产,就是要品味和珍惜宝贵的生命。

鲍伊最后一张专辑《黑暗密星》 ( Dark Star ) ,发布于他去世前两天。他似乎为自己的退场做了精心安排,就像他一生所做的那样:如同一件艺术品。当我观看刚出的鲍伊最后专辑里的视频时,他似乎对终极死亡有一种病态的执着。视频中鲍伊在医院的病床上,蒙着眼睛,身处在贝克特式后末日时代荒诞的怪物与令人不安的超级爬虫之中。他仿佛撩起了这俗世纷扰的面纱,揭示出缠绕其间的对死亡的恐惧。他看上去没有“对光芒消亡感到愤怒”那样地不能接受死亡。

相比之下,在摄影师 Jimmy King 为其拍摄的最后那些照片中的他,并没有被癌症、疾病或死亡所占据。照片中的鲍伊看上去是快乐的,充满活力、生气勃勃。按照《西藏生死书》的说法,歌曲是将灵魂从我们无形的身体带入灵魂世界,引渡我们去到彼岸的媒介。 鲍伊最终根本不是一颗走向死亡的暗星,他是一颗明亮的恒星爆炸后变成的超新星。
他耀眼的星光是如此明亮,他的星尘仍然在我们眼中闪闪发光。

我想象着大卫 鲍伊和我的父亲在天堂中重聚;“星人”遇见“宝贵的星”。 他们是艺术界极具影响力的传奇偶像、传播者、捍卫者。他们相信每一个人对美与真实、公信与自由抱以信念,不止是为了自己高兴,而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不止是一天,而是永远。

文章关键词: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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